“我是钟建军的家人，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刘兰拉着钟石迎了上来，唯唯诺诺地对那个问话的男人说。

那个领导约莫四十岁，着一副大大的黑框镜，上穿着夹克，也不顾这是能死的夏天。

“当然不系啦，我只是在想别的事情啦，看看有没有在这里投资的机会啦！不好意思啦，咱们这就去吧！”廖承德略带歉意，用一蹩足的普通话解释。;

“你讲乜野？乜野倒卖？我只系中意啫，自己买嚟玩啦！”（你说什么？什么倒卖？我只是喜古玩，自己收藏罢了）廖承德一惊，脚下就是一顿。

三个大男人在屋里商议着，而围在钟家外面的人也是指手画脚地议论纷纷，不过还没等到堂屋里的男人们商量什么来，小轿车就“滴滴”地开到了钟家门。

“想乜野呢？你唔知倒卖古玩系好大嘅罪！”就在廖承德想非非的时候，跟在他后的钟石突然开说。

“谁是钟建军啊，快来！”

“喂，这是钟建军家吗？叫他赶来，有外宾来你们家！”那位领导一下车，就朝着周围围观的人群嚷嚷。

他这番话是用粤语说来的，意思是“想什么呢，你不知倒卖文是很大的罪吗？”，钟石在香港生活多年，粤语说得非常利。

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三十岁模样，留着半寸的司机，他一下车，就赶跑到另一边，把车门打开，顺手接过另外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的包。

给这帮乡下人这么一番嘲笑，领导脸上挂不住了，他恶狠狠地大声喊：

此时他望着四周围观的人群，心中大为慨，要不是自己当年冒死逃到香港，现在恐怕就和他们一样，整天只为能吃饱饭而奔波。

最后那个来的人，看不年纪来，不过他着一副金丝边镜，上穿的是修的西装，向后梳着的发反夺目的光芒，和他脚上的鞋一样闪亮。

石退了去。农村有这样一个习惯，在男人们说事的时候，女人和小孩不宜留在现场。

事到临也避无可避了，刘兰只能将几人带到自己的家中。

这是一辆白的大众桑塔纳，在当时只有有钱人或者当官的人才能坐得起，一般人本买不起。围在钟家门的人见汽车驶来，纷纷躲到一边，让一个大大的圆圈。有小孩的人家更是拉住小孩，生怕他们胡跑动，不小心碰坏这辆车。

不过他倒是想错了，这位廖先生也算是小有家，凭着这几年在香港和大陆之间倒卖古玩，他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才能在两省一市到设厂，受到地方zhèng fǔ的礼遇。

“居然搞这么大的动静，这年有个外宾的份就是好啊，连一个小小的港灿都能指挥当官的！”跟在母亲后的钟石不无恶意地想。

廖承德正是在62年从港逃到香港的，他亲看见一个同乡在他面前被边防军打中，脑袋像西瓜一样突然爆裂开，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在他面前。他当时吓得浑发抖，到了香港之后，他发誓这辈再也不会回来大陆。不过世事变幻，20年后他摇一变，成为极受各地zhèng fǔ迎的外资企业家。

“你就是他家人？”领导瞧了瞧刘兰，撇了撇嘴，然后一指后的西装男“这位是香港来的廖先生，找你家的钟建军有事，你快叫他来！”

看闹的人不约而同地发一阵哄笑，笑完之后又齐齐向后退了两步，就是没有一个人回他的话。

“你唔好咁惊，我仲有野要卖俾你！”（你不用这么害怕，我还有东西要卖给你）钟石微微一笑，就从呆住的廖承德边走过，自顾自地走了堂屋。

在50年代到80年代，由于华夏国内环境的持续动不安，很多人从大陆逃到香港，其中有很多人后来变成了大名鼎鼎的人，如刘梦熊、金庸、倪匡等。其中在1957年、1962年、1972年、1979年就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逃港，人数多达50万人，这也被认为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时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群逃亡，史称“大逃港”

“廖先生，怎么了？是不是嫌这里太简陋了？”领导模样的中年人见这位廖先生停下了脚步，又说了几句听不懂的粤语，顿时好奇起来。他所说的，正是此时他心中所想的，不过他万万不会想到，前的这位富翁港商，以前在大陆居住的环境，比前这家的房还破败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