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的恩宠，在塔楼院子里被溺毙了。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多久，船还未出港，就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统统烧成灰烬，只剩下那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尽管如此，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始终不乏爱慕者。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原先非常安分的水手们突然哗变，人员因此大减。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宗教争端——一五三二年新教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深远的灾祸归咎于那个船头雕饰，因为它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

五十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①徒劳地围困但泽，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归罪于这个邪恶的女人。但泽人把她当做礼品送给了这位波兰国王，他把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至于这个木制女人对于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究竟起过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暗中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那个不知怎么一来又返回但泽的绿色女人。据一种含糊的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逃亡来的诗人，名叫奥皮茨，在但泽避难数年，他死时还年轻，因为他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呕心沥血地作诗赞美它——

①斯特凡-巴托里（1522～1586），1576年为波兰国王。

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才发布一项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提到它的名字，并且立刻把它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那座塔楼里。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初次成功地试验了我的歌声的远程效果。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老实实地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

当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尼俄柏——俗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被人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已有多年了。真是感谢上帝，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能不能成功。

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无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室里搬了出来，并在自由邦建立以后，又把她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过不多久，这位过分热心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小木牌上写道，上方陈列的是一具船头雕饰，名叫尼俄柏。他的后任，通晓但泽的历史，小心谨慎，又想把尼俄柏弄走。他打算把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送给吕贝克市，恰恰由于吕贝克人没有接受这件礼品，这座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连同它的砖砌教堂，虽经日后战争期间的轰炸，损失却微乎其微。

因此，尼俄柏或“绿姑娘”便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造成以下数起死亡事件：两名馆长——不包括那位小心谨慎的，他已经要求调离——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幸运地通过考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四个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其中三人已婚）死于非命。

所有这些死者，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